在效率驱动型的阶段,即中等收入阶段,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到,但是依然需要增加要素投入;同时,创新的贡献上升到。
对于创新驱动的发达国家,要素的投入就比较小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效率提升的贡献仍然高达,而创新的贡献上升到。
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有两大特征,第一,他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作风勤俭,愿意服从,重视团队合作。更关键的是,他们相信努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很现实,懂得计算成本收益。这就意味着劳资双方可以进行谈判。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成长在毛时代,因此其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大多数女性劳动者都接受过初等教育,他们识字,他们崇拜现代西方科技。毛时代的教育普及为中国的现代化打好了底子,使得妇女的识字率达到90%以上;而印度的妇女识字率,全国平均只有左右,很多偏远地区更低。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我们通过农村的改革和城市的改革,使了的增长。但是到了第二个十年,降低到,第三个十年继续下降到47%,这说明我们第三个十年尤其是一个要素驱动、而不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因为我们非常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所以中国在第一阶段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要素驱动加上效率的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如今很难再维持了,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转型?
此外,我们还可以引入另一个指标:人口抚养比,即指全社会需要抚养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值。其中,需要抚养的人口既包括老人,也包括小孩。由于过去中国的人均寿命很低,尽管此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抚养比是一路下降的,如今人口抚养比已经降得很低了。但今后人口抚养比将开始回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现在退休的老人都是建国以后出生的,和平年代出生的人,在幼儿时期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相对要提高一些。此外,随着国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增加也将补充新增劳动力。不过,中国即将步入非常严重的老龄化社会。事实上根据严格的定义,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很难。就目前的就业数据来看,49%的大学生进入政府单位和事业单位,19%选择国企,1选择外企,8%选择私企,6%选择创业。可见,进入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的大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私营企业没有升级,它们还只想着雇农民工,但是由于供给减少,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上涨,所以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高到哪一天承受不了了,就把生产线转移到马来西亚或者越南去。
总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取决于是否能提高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端劳动力的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如果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在未来10年内不断提升,应当能够提高经济总效率约20-2。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Ariely and Norto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民极大的低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top own 84%, 实际59%),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国梦”就是描述美国社会这种高流动性,所谓“美国梦”,就是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大房子、大车的生活。
这种情况跟我们古代是一样的,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我曾做个一个研究,看明朝的进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来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时候,进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然后随着时代的推延,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后来虽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的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万历时期,80%的进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没什么前途了。进一步的,我们还研究了天气冲击对它的影响,我们发现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由于收入的效应非常明显,穷人更没钱上学和考试,所以这些时段精英阶层中进士的比例更高。
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起的是类似的作用,但现在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钟莉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别为26.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再看教育质量,杨东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以我们光华做例子,一个教室200多个学生,首先地区就不平衡,我说有几个是人大附中的?有十来个,但学生中来自人口大省的,比如江苏等,上光华也不超过5个;再看农村生源比例,光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中,来自农村家庭学生不到。为什么?社会阶层固化,他觉得没有希望,我干吗要考大学呢?反正考也考不上,为什么考不上?因为大学强调素质教育啊,农村小孩没法搞素质教育。